世界地球日特别对话：如何推动环保行为与经济利益同向而行？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今年的主题是“珍爱地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来临之际，中国环境报专访了世界经济论坛自然倡议全球联合负责人Jack Hurd。面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球性挑战，从国际合作机制、技术创新应用、公众行为影响、资金缺口解决方案以及青年动员等维度展开对话，探讨当前环境治理的关键问题与未来路径，旨在推动环保行为与经济利益同向而行，共同守护人类唯一的地球家园。
    中国环境报：当前，全球正面临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双重危机。在您看来，国际社会应当如何构建有效的合作机制来应对这些挑战？
    Jack Hurd：我认为，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领域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合作框架。以联合国体系为例，去年成功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以及即将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都是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这些机制不仅为各国政府提供了政策协调的渠道，也为企业、民间组织和学术界搭建了参与全球治理的桥梁。我们应当首先充分发挥这些现有机制的作用。
    此外，全球还有一些商业合作机制。比如G20的官方工商业对话平台B20，再次是区域合作机制，如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框架、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这些机制为探讨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关系提供了重要平台。此外，世界经济论坛等公私合作平台也在汇聚各方力量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起很多经过了时间检验的良好机制。基于现有机制的良好运行基础，当前的重点不在于创建新机制，而在于如何优化现有合作框架的运作效能，帮助政府和企业思考困难的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中国环境报：当前，全球生态环境保护面临哪些主要的资金障碍？您认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创新融资模式？
    Jack Hurd：让我们从一个事实开始谈起。据估计，要实现到2030年遏制并扭转自然环境退化的目标，全球每年需要约70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
    要填补这一巨大的资金缺口，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着手：首先，必须立即停止损害生态环境的资金流向，包括逐步取消对油气行业的补贴，以及改革导致毁林的农业补贴政策。当前有许多国家政府对上述项目展开了资助，这实际上正在破坏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努力。
    其次，企业需要创新思维，重新配置资源，其关键在于如何在确保合理投资回报率的同时，开展对自然更友好、影响更小的经营活动。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投资方式可以实现商业利益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最后，我们需要深入理解金融在推动企业和生产者转型中的杠杆作用。以巴西正在实施的“亚马逊、瑟拉多和卡廷加创新融资计划”（IFACC）为例，这项机制通过经济激励，促使农民放弃开垦原生草原和森林的行为，转而通过集约化利用现有农牧用地获得更高的收益。这类创新融资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它证明通过合理的金融设计，完全可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的双重目标。
    中国环境报：近年来，人工智能和遥感卫星等技术在全球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您如何看待这些技术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在应用这些技术时，我们应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Jack Hurd：我认为，现代科技的发展让我们彻底告别了“信息盲区”时代，我们不再有借口说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通过遥感技术与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水环境监测等结合，我们能够实时掌握全球气候变化动态、生物多样性变化、森林砍伐状况以及甲烷泄漏等环境问题。过去10年间，这种技术融合带来的了监测能力的革命性提升。
    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一个关键问题：技术应用不能本末倒置。当下存在一种危险倾向——人们热衷于追逐技术本身，却忽视了解决问题的本质。事实上，应对生态环境挑战的核心要素始终是3个关键支柱：首先是科学完善的公共政策体系，其次是负责任的企业实践，第三是具备环境素养的公众参与。这3个主体可以借助技术手段提升效能，但技术永远不能替代这些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归根结底，技术是由人类创造，它必须为人类解决问题。
    但我要为技术多说一句：技术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治理效率、深化问题认知和优化解决方案设计。以农业种植、物流运输、国土空间和水资源规划等领域为例，技术创新带来了显著的效率提升。需要谨记的是，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环境问题的，只有公共政策、企业实践和公民参与。
    中国环境报：在您看来，公众的日常行为对生态环境保护产生的累积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Jack Hurd：过去20年来，全球范围内公众的环保意识显著提升。在许多国家，这种觉醒甚至出现得更早。现在人们不仅更清楚地认识到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而且更积极地希望参与到解决方案中来。这种参与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关注个人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到践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从选择可持续的有机食品，到优先使用公共交通出行。这些都是公众可以采取的具有实质意义的环保行为。
    我们观察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选择低碳的生活方式。比如，人们会有意识地选择更低碳的出行方式，这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碳排放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严重影响。这表明个人行为确实能在环境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需要指出一个关键问题：当前社会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激励机制，使得公众常常不得不在环保行为与经济成本之间做出艰难抉择。现实情况是，选择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经济支出。这是一个亟待化解的矛盾，因为从行为经济学角度看，大多数人天然倾向于选择更经济的选项。
    因此，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更完善的政策和市场体系，重点在于如何通过合理的政策激励和市场机制，让可持续的选择同时成为经济的选择。值得欣慰的是，消费者表现出了较高的环保意愿。现在，需要决策者和商业领导者采取行动，创造更多便利条件，让公众在不增加经济负担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做出对环境友好的选择。
    中国环境报：气候危机的代际影响日益凸显，我们应当如何激励年轻一代以创新方式参与气候行动？
    Jack Hurd：与上一代人不同，当今社会的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普遍具备气候意识和生态观念。学校教育让他们深刻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可应对的挑战，每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维度激发青年参与：首先，持续强化全年龄段的气候教育。从中小学到高等教育阶段，我们需要以科学、客观的方式，向年轻一代传递气候与生态系统的真实状况，培养他们的环境责任感。
    其次，构建多元化的实践参与平台。比如，世界经济论坛发起的“全球植万亿棵树领军者倡议”活动，在全球建立青年社群，支持150多位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青年在环境修复方面展开创新方案。这类平台既契合年轻人的价值观，又能促进他们将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
    第三，发挥创新企业的带动作用。据我了解，中国的“蚂蚁森林”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通过绿色出行、低碳消费等场景，以游戏化、社交化的方式激励环保行为。这种创新模式证明，气候行动可以兼具趣味性和参与性。
    值得一提的是，重视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正在获得竞争优势。当代青年更愿意加入价值观相符的企业，那些在环境保护方面表现突出的公司，往往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因此，企业既有责任为青年创造参与气候行动的机会，也能通过践行可持续发展获得人才红利，这种双向激励正在形成良性循环。